公知為何熱衷炮制“不靠譜”的言論？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面臨著調整國家發展戰略的新要求，也面臨著國際經濟政治環境新變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一些公知瞅準了時機，上躥下跳，提出了不少不切合中國實際而又千篇一律的觀念和社會構想，想要來個“渭水釣文王”，企圖為社會轉型掌舵指航。

不幸的是，這些他們所謂的“宏圖偉略”被棄如敝履。“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的境遇，讓他們愈發怨天尤人，把“壯志難酬”的原因全部歸咎于“中國人人種卑劣”、“中國社會一片黑暗”。牢騷滿腹的公知，似乎從來沒想過自我反省。錯誤都是別人的，而只有自己從西方剽竊來的觀念和社會構想才是先驗的、無比正確的——此為“丑類惡物”一貫奉為圭臬的信條！

的確，觀念和社會構想在社會變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沒有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構建，即使在現實中問題重重，社會變革也難以提上議事日程，因為社會沒有追求的未來目標。但是，如果人的理性過度膨脹，把觀念之間的自洽和邏輯推演當作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那么社會變革則可能掉入觀念陷阱。

近四十年來，社會高速發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時期內集中涌現。官員腐敗、貧富懸殊、環境污染、地區差別等成為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社會急劇變化和矛盾集中涌現的轉型時期，各種思潮競相而出，都希望用自己的觀念或一攬子計劃來改造社會。但是，由觀念構成的主義都是抽象的，而社會存在的問題卻是具體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缺乏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自我圣化，也不缺乏對未來世界的詩意描繪，但是否具有現代社會應當有的專業主義精神？是否具有解決現實問題的專業知識？

一，知識分子要從浮躁的“口號學術”或“政治學術”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

相信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現今國家和人民需要的不是善于煽惑人心和以舌為劍的偽知識分子，而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學者和實干家。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的托馬斯·索維爾在2010年出版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索維爾看來，玩弄概念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幾個嚴重的缺點：

其一，缺乏專業知識。索維爾引述了理查德·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一書的說法：許多在公眾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專業同行中卻聲譽平平。“公共知識分子的媒體知名度與其學術聲譽正好呈相反趨勢。”（《公共知識分子》，2010年出版）索維爾甚至認為，社會對公共知識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識分子自己制造出來的。

其二，“公共知識分子”習慣于圣化自己的觀念。“公共知識分子”善于創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觀念，并傾向于把自己創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索維爾用了“構想的圣化”（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這個說法。“公共知識分子”常認為只要按照“圣化構想”去改造整個社會，寶億萊家居飾品加盟<寶億萊整體家居軟裝生活館，就可以一攬子地解決所有的問題。

其三，寶億萊家居飾品，“公共知識分子”習慣于從圣化自己的觀念到圣化自身。“公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能夠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會本質，能解決常人所不能解決的社會根本問題，所以，“公共知識分子”并不僅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而且還是圣人般的精英，他們自詡為社會良心，負有國族的使命，可以啟蒙大眾來改造社會，最終建立一個理想王國。

索維爾的一些批評有些偏激，但對“公共知識分子”與專業主義之間關系的論述還是很有借鑒意義。

現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個基礎是細化勞動分工，而分工體現在科技領域就是分科目、分專業。文藝復興以來，各門具體科學開始從包羅萬象的哲學中獨立出來，這是現代文明得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在文科領域，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管理學、經濟學、語言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都已成為具體的專門學科，而這些學科內部又分為若干個不同分支和專業。經濟活動的分工和知識的分科是現代文明區別于古代文明的一個本質特征。

在當今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嚴重缺乏專業性已經越來越明顯。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子很高，但對于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并無多大功效。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從浮躁的“口號學術”或“政治學術”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

二，知識分子要多多接觸貧下中農以改造自身的“理想主義”缺陷

宋朝的神童汪德溫曾經作詩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在這種輿論導向下，幾千年以來，國人都有著這樣一個觀念：所有行業都是低賤的，只有讀書為學才是正途。知識分子就該受人尊敬，高人一等。

因而，人們相信知識分子，對其心悅誠服、五體投地；知識分子也很自信，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對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計。事實上，正如歷史表明的，知識分子也會造成時代的災難，譬如，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二人，均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而譏誚對方，罔顧民生，龍爭虎斗四十余年，弄得“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晚明東林黨人（諸如李三才、馮從吾、高攀龍等）不諳世情、不務實效，強推“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君子經事宰物，好惡兩者而已”等等不著邊際的理論，以至于樹敵過眾，使政局矛盾愈益激化而難以收拾。

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說來，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人的理性是通過抽象思維，把復雜事物予以簡化，抽象與簡化對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簡化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義性。運用簡化的理性思維來作出判斷與歷史選擇，其結果往往是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比如，簡單地把西方歷史上演變過來的體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舊的傳統體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體制卻由于缺乏西方社會的各種條件，而無法有效運行，“舊者已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的社會脫序，會產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機，辛亥革命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后先行總統制后行內閣制）造成的弱政府化，黨爭、軍閥混戰與國家碎片化，也是中國20世紀災難的起源。

其次，個人理性的缺陷還表現在，寶億萊家居飾品，一個社會主體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當人們根據這種片面的信息來決定歷史性的行動選擇時，就會導致歷史選擇與判斷的失誤。